降邊嘉措??1938年出生在巴塘縣,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藏族史詩《格薩爾》和藏族文學。編寫了近80萬字的《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一書。曾作為《康巴講壇》欄目的主講嘉賓之一,講述過“格薩爾說唱藝人”和“紅色文化”系列。

　　周恩來(左)、陳毅(右)與十四世達賴喇嘛在一起。 資料圖片

　　我第一次見到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是1955年5月3日,在成都。當時,周總理率中國代表團剛參加完萬隆會議,還沒返回北京,就受毛主席委托直接飛往成都,起因是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成都逗留期間(參加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返回西藏途中),與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人之間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毛主席便讓周總理出面協調。

　　5月3日上午,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飛抵成都,一同前來的還有代表團成員廖承志、葉季壯、喬冠華、黃華等人。

　　頭一天,四川省委機關通知劉格平(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央民委副主任)、張經武(時任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書記),說周總理要來成都,建議他們與達賴喇嘛一起到機場去迎接。聽說周總理要來,達賴喇嘛很高興,對張經武說:“周總理來,我當然要去迎接。”

　　那天上午,到機場迎接周總理的有四川省黨政軍領導人,還有達賴喇嘛及其隨同人員。當周總理和陳毅走出機艙,站在弦梯上時,在場的人熱烈鼓掌、歡呼,周總理和陳毅也向大家揮手致意。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敬愛的周總理,他站在弦梯上向大家揮手致意的情景,像電影定格一樣刻印在我的腦海里,永遠難以忘懷。

　　達賴喇嘛穿著絳紅色袈裟,在歡迎的人群中特別顯眼,周總理看到他,徑直向他走去。達賴喇嘛雙手捧著潔白的阿細哈達,迎上前去,恭敬地獻給周總理,又用雙手與周總理緊緊握手。周總理松開手后,達賴喇嘛又雙手合十,向周總理頂禮致意。然后,他伸出雙手,熱情地與陳毅握手,還用漢語說了一句:“您好!”達賴喇嘛事先不知道陳毅也要來,沒有準備哈達,因此向陳毅表示歉意。

　　周總理向達賴喇嘛一個個地介紹代表團的其他成員,大家親切握手。代表團成員廖承志在北京時就認識達賴喇嘛,達賴喇嘛還曾拜會過他的母親、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香凝。

　　5月3日下午,周總理沒有休息,與陳毅一起到達賴喇嘛下榻的四川省政府交際處看望他。劉格平決定,由圖旺擔任主要翻譯,我輔助。劉格平說這是一次重要的會見,要求我倆認真聽,好好翻譯。

　　這次中央領導人只會見了達賴喇嘛一人,赤江、索康、阿沛?阿旺晉美、柳吾霞等達賴喇嘛的隨同人員都沒有被邀參加會見。阿沛?阿旺晉美是1951年到北京參加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的西藏方面首席代表,周總理稱其是“老朋友”,但也沒有見他,可見這次會見的重要性和敏感性。

　　會見開始,周總理和達賴喇嘛坐在中間,陳毅坐在周總理的右邊,翻譯圖旺坐在達賴的左邊,其他人分坐兩邊。我坐在劉格平旁邊。達賴喇嘛非常認真地聽周總理講話,周總理講話時,他看著總理;圖旺翻譯時,達賴又側過身來認真傾聽。周總理很細心,他發現達賴喇嘛總是需要來回轉身,便馬上對圖旺說:“翻譯同志,請你坐過來。”圖旺馬上站起來,坐在周總理和達賴喇嘛后面。

　　談話繼續進行。周總理主要講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返藏的安全問題。當時康藏公路剛剛通車,路況不好,加之雨季將至,容易發生塌方乃至泥石流。劉格平和張經武向周總理匯報了有關情況,說護送車輛全部用軍車,由成都軍區負責護送,做了妥善安排。陳毅說:“大意不得啊!告訴成都軍區,一定要做到萬無一失。萬一發生泥石流怎么辦,要有預防措施。”

　　周總理對劉格平說:“沿途的佛事活動要安排好,要為副委員長的安全和健康考慮,要說服沿途的藏胞和信教群眾。佛事活動不能安排太多,以后還有機會嘛!”

　　中央決定由張經武陪同達賴喇嘛到拉薩,周總理囑咐他:“不要趕路,更不要走夜路,寧可慢一點,也要絕對保障安全。”頭一年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到內地的時候,沿途的藏族群眾和僧尼大眾來朝拜的很多,這次康巴地區的群眾也向中央反映,強烈要求達賴喇嘛在回藏途中講經弘法。周總理可能是考慮到這些因素,擔心前來朝拜的人多、造成交通堵塞,所以提出上述要求。

　　第二件事是今后西藏的工作。周總理說,中央的意思是1955年做好準備,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1956年一定要成立。周總理對達賴喇嘛說:“中央已任命您為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您要負起責任,大膽工作。”

　　針對當時在成都發生的一些不愉快,周總理特別強調,中央對西藏的方針是明確的,是黨中央、毛主席制定的。這些方針絕對沒有變,也不會變,請達賴喇嘛和西藏的朋友們放心。

　　達賴喇嘛表示,一定會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去做,但是自己年輕,沒有經驗,希望中央多給予教導。

　　周總理說:“到時候,中央要派一個高規格的代表團前去祝賀。”

　　在談到今后西藏的指導方針和基本原則時,周總理說:“今年3月,毛主席對您和班禪大師的臨別贈言是‘團結、進步、更加發展’,中央認為應該將它作為西藏工作的指導方針和基本原則。副委員長同意不同意?”

　　達賴喇嘛雙手合十,微微低頭,說:“堅決擁護。”

　　周總理還簡要地介紹了萬隆會議的情況,特別談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各國政府和人民的積極評價和擁護,并寫進了會議文件。周總理強調指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制定,西藏是有貢獻的!”

　　談話期間,達賴喇嘛一直懷著崇敬的心情,看著周總理和陳毅,聆聽他們的教誨。那一天,主要是周總理講,陳毅偶爾講幾句。

　　周總理多次強調:“請達賴喇嘛和西藏的朋友們放心,中央的政策沒有變,毛主席、朱副主席、劉委員長對您非常關心,這次也是毛主席要我來看望你,為你送行。”

　　達賴喇嘛十分感動,一再表示感謝。他知道,周總理來了,陳毅副總理來了,就說明了一切,其他的事就不必提了,談了也無益。

　　那天的會談,主要是圖旺翻譯,我只做了一些補充。劉格平讓我也參加,用意很明顯,是要培養我、鍛煉我,對此我心懷感激。那天在場的只有我是新面孔,周總理沒有見過我。我注意到,周總理在與達賴喇嘛談話時,不時朝我看看,總理關注的目光讓我既緊張又高興。

　　會談結束之后,周總理和達賴喇嘛都站了起來,周總理主動向我邁了一步,伸出右手,我趕緊立正,向周總理敬禮,然后雙手緊緊地握著周總理溫暖的手。周總理微笑著問:“你是解放軍?”我保持立正姿勢,回答說:“是!總理!”

　　劉格平向周總理介紹說:“降邊同志是西藏軍區文工團的,這次專門抽調來,給副委員長擔任翻譯。”

　　周總理點點頭,又問:“你是藏族?在哪里學的漢語?”

　　我回答說:“是。在部隊學的漢語。”

　　劉格平又補充說:“降邊是巴塘人,與翻譯圖旺是一個地方的人。”

　 “啊!”周總理好像還想問什么,但看到達賴喇嘛和陳毅都等著他,就親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與達賴喇嘛一起出去了。

　　我又向陳毅敬了一個軍禮。那一年新中國第一次授軍銜,陳毅被授予元帥軍銜。陳毅微笑著,用濃重的四川口音說:“好!好!”然后伸出他那雙肥厚的大手,我趕緊上前一步,用雙手緊緊握著陳毅元帥的手。

　　周總理走進院子后,突然想到什么,左右看了看,向一個同志招了招手,對達賴喇嘛說:“我們一起照張相,做個紀念吧!”達賴喇嘛連聲說:“好!好!”

　　幾位領導人站在一排,留下了一張珍貴的照片,這是周總理在成都期間留下的唯一一張合影。

　　照完相,達賴喇嘛陪著周總理走到汽車旁,親自為周總理打開車門。周總理不忙著上車,再一次緊緊地與達賴喇嘛握手,陳毅也走上前,雙手緊握達賴喇嘛的手,大聲說:“佛爺一路保重,我們北京再見。”達賴喇嘛點點頭說:“好!北京見!”

　　車子緩緩啟動,達賴喇嘛依然站在院子里,滿懷深情地望著漸漸遠去的車子。站在他身邊的劉格平仿佛心情也難以平靜,沉默深思著。過了好一陣,達賴喇嘛的隨員請他回去休息,圖旺和我也跟在后面,看有什么要翻譯的。

　　達賴喇嘛仿佛依然沉浸在與周總理、陳毅親切交談的友好氛圍之中。劉格平對達賴喇嘛說:“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是國家棟梁、開國元勛,他們武可定國,文能安邦,擔負著極為重要的責任。毛主席指示他們帶著代表團的全體成員專程來為您送行,說明主席、總理和中央對您的尊重、愛護和關懷。”

　　劉格平對圖旺和我說:“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是國家棟梁、開國元勛,武可定國,文能安邦,這幾句話聽清沒有?好好給佛爺翻譯。”

　　圖旺做主要翻譯,我加了一點補充和解釋,達賴喇嘛聽得很認真,不斷點頭,然后深沉地說:“我知道!我知道!我們回去以后,只有努力工作,把西藏的事情辦好,才能不辜負毛主席、劉委員長、周總理對我的恩情和厚愛。”

　　1955年7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在京舉行,我奉調到北京參加翻譯工作,再次見到周總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有幸繼續為周總理當翻譯,前前后后近20年之久。

　　我最后一次為周總理擔任翻譯,是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期間。1975年1月,周總理最后一次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經過“文革”的浩劫,敬愛的周總理衰老了,憔悴了,他身患絕癥,行動遲緩,聲音嘶啞,用周總理自己的話說:“‘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

　　看到周總理虛弱的樣子,我的心情非常沉痛。我想起新中國成立初期,周總理總是精力旺盛、思維敏捷、聲音洪亮,他講話時鏗鏘有力,聲調抑揚頓挫,伴以適度的手勢,不但富有表現力,還能夠給談話對象和翻譯者一個思考的空間和消化的時間,翻譯起來很輕松。

　　從1955年至1975年,這20年在新中國發展的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時期,我在磨礪中不斷成長,可周總理卻漸漸老去了。1976年1月8日,敬愛的周總理與世長辭,我再也見不到周總理了,也永遠地失去了為周總理當翻譯的機會。

　 (本文由中國民族報記者肖靜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