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班禪大師在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授全體師生密乘大威德十三尊灌頂。

　　降邊嘉措所著《班禪大師》一書封面。

　　班禪大師在京撰寫向中央報告藏區民主改革的“情況匯報”期間,中央對他十分關心。據我所知,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朱德委員長、周恩來總理、鄧小平總書記都接見過他,陳毅、賀龍、彭真、烏蘭夫、習仲勛、汪鋒等中央領導同志有時也去看望他,與他談心。那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毛主席帶頭不吃肉,每餐只有兩菜一湯。當時,連班禪大師身邊的工作人員,都不相信中央領導會過如此清苦的生活。因為他們自己的生活水平遠遠超過了這個標準。班禪大師自己也不相信,認為這是為了“教育群眾”。

　　有一次,陳毅、賀龍等領導同志來看望班禪大師,班禪大師拿出蘋果來招待客人。起初,大家都很客氣,誰也不動手,大師就親自動手把蘋果遞給他們,客人們便大口大口地吃起來,吃得很香。陳毅同志失口說了一句:“好久沒有吃到蘋果了,真好吃!”

　　班禪大師感到很驚奇,不禁問道:“真的沒有吃蘋果?”

　　陳毅頗為感慨地說:“困難時期,連飯都吃不飽,哪里還有水果?”

　　班禪大師感到更驚訝了:“您作為外交部長,天天接見外賓,就不吃水果?”

　　陳毅說:“那是給外賓的,我們不能吃。外交部幾千人,我這個部長帶頭違反紀律,下面的人還怎么管得了?”

　　臨走時,班禪大師讓陳毅等領導同志把剩下的水果都帶走。客人們開始不好意思拿,班禪大師一再說這里水果有的是,吃不了,陳毅才笑著說:“既然大師做施主,給我們布施,那我們就不客氣啦。我拿一個回去給夫人張茜吃,讓她解解饞。”

　　賀龍風趣地說:“您這陳老總,心不誠,哪里是來看望大師的?您這位游擊專家,到這里‘打游擊’來了。”

　　陳毅爽朗地笑起來,自我解嘲地說:“都是自己人,老朋友,哪里說得上‘打游擊’!”

　　還有一次,陳毅、賀龍等人來做客時,班禪大師發現在座的人中,只有賀龍抽煙。賀龍拿出打火機(那時大家習慣稱“火石”),打了半天也打不著。大師問他:“是不是沒有油了?讓司機找一點去。”

　　賀龍說:“有油,可能火石用完了。”

　　大師說:“那就換一個吧!”

　　“沒有了,這是最后一個。”賀龍把打火機裝進兜里說,“讓它休息一下吧!我請國華(時任西藏軍區司令員)給我找一個新的,至今渺無音信。”

　　陳毅請服務員拿盒火柴來,對賀龍說:“還是講點愛國主義,用國貨吧!”

　　那時中印邊境貿易尚未中斷,火石之類的小東西在西藏還是很好買的。大師說:“您為什么不早說?火石很好找嘛!”他當即問身邊的工作人員:“你們有沒有?”在場的幾個藏族干部都有打火機,他們把自己的火石送給了賀龍元帥。

　　大師問:“還要不要?”賀龍笑著說:“賀龍用兵,多多益善。軍委好些人,早就沒有這東西了。”

　　大師對我說:“降邊,你再去找一點!”

　　大師身邊的人,誰抽煙,誰用打火機,我比較熟悉,很快就找到了一些,交給大師,送給賀龍。賀龍向大師表示感謝,又對我說:“喂!小同志,請你代我向那些藏族朋友表示感謝!”

　　這次輪到陳毅來“進攻”:“您這游擊司令,太不像話,跑到大師家來搜索!”

　　大師重感情,講信用,小事也是這樣。后來他讓人從日喀則買了幾包火石,送給賀龍元帥。

　　這樣一些生活小事,使班禪大師深受感動。他說,陳毅、賀龍聲名赫赫,是功勛卓著的開國元勛,是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他們卻過著如此清貧的生活,居然找不到一小包火石,而外交部長連蘋果都吃不到。相比之下,自己的生活太優裕,黨和國家對自己的照顧太多、太好了。

　　那時,班禪大師和他的隨行人員的生活費是實報實銷,保障供應,所需副食品都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特別供應站供給的。他們沒有感到生活上有什么困難。即便是一般的隨員,每天的生活標準也是5元,而且經常有雞鴨魚肉可吃。烏蘭夫知道大師愛吃牛羊肉,還特意從內蒙古給大師送了幾次牛羊肉。就連我這樣的工作人員,也跟著沾光,每頓只交4兩糧票、4角錢,就能吃頓飽飯,還可以吃到“富強粉”和“小站米”。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很難理解,吃頓飯算什么?可真正經歷過饑餓年代的人,才知道那有多么珍貴。

　　班禪大師感嘆,這樣廉潔的政黨,這樣大公無私、克己奉公的干部,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他從心底里更加熱愛中國共產黨,崇敬毛主席、周總理、陳毅、賀龍等無產階級革命家。他認為,有這樣英明偉大的黨,有這樣卓越的國家領導人,沒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也沒有什么失誤不能糾正。由此,他更加堅定了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榮辱與共、坦誠相待、肝膽相照、共渡難關的信心和決心。

　　“文革”結束,班禪大師也結束了蒙冤9年10個月的牢獄生涯。他于1977年10月出獄后,我又給他當翻譯,直到1981年1月,我被調到中國社科院從事藏族文學研究。盡管工作上沒什么聯系了,但我與班禪大師個人之間的交往始終沒有中斷。大師住東總布胡同,與中國社科院只有一街之隔,聯系起來很方便。

　　1988年初,《人物》雜志約我寫一篇介紹班禪大師生平事跡的文章。我當即向大師匯報,想向他請教幾個問題,但因當時拉薩發生騷亂,大師一直很忙,后來他說:“你先寫吧,我的事你都清楚。”11月,初稿完成,有2萬余字,我送給大師審閱。也就在這個時候,《中華兒女》編輯部約我寫一部正式的班禪傳記。我亦早有此念,便欣然從命,很快寫了一份詳細提綱,有5萬多字。12月中旬,又向大師匯報。兩個刊物都希望大師提供照片,作為封面和插頁。《中華兒女》還請大師為該刊題詞,大師都應允了。唯有寫傳之事,大師表示了不同意見,說:“寫傳是不是早了一點?我至少還要工作20年。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也可能犯錯誤,受挫折,是非功過如何評價?你怎么寫?”

　　我說:“歷代達賴、班禪都有傳記。我想用新的形式、新的觀念,為您和達賴喇嘛立傳。能不能寫好,寫了能不能出版,以后再說。不過,從現在開始就要作準備,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比如,關于您9年10個月的監獄生活,我訪問了很多人,都弄不清楚,只好請您幫忙。”大師表示愿意,他想了想,說:“最近我要去西藏參加靈塔開光儀式,回來和你談,像講《格薩爾》故事那樣,給你講上幾天。”

　　我最后一次見到班禪大師是在1989年1月7日上午。頭一天,北京下了入冬以來的第一場大雪。那天早晨,還飄著紛紛雪花。我踏著薄薄的積雪,到黃寺藏傳佛教高級佛學院,向那里的高僧請教一些佛學方面的問題。我們正談著,院子里喧騰起來,說班禪大師來了,請所有師生(全是活佛和僧侶)到大殿參加祈禱法會。

　　我事先不知道大師要來,更不知道要進行佛事活動。佛爺們都走了,我一個人站在院子里等著。大師遠遠地看見我,向我招手,示意我過去。大師問我:“你來干什么?”

　　我回答說:“我來向阿拉夏爾東請教幾個問題。”

　　大師笑著說:“你倒抓得很緊啊!”

　　接著,我就談到寫傳的事。大師說:“實在對不起,最近一直沒有時間和你談,你寫的提綱我也沒有看完。”他還告訴我,最近他特別忙,春節和藏歷新年不一定能回北京。因此,要提前向中央領導拜年,趁機向中央匯報藏區的情況。大師隨口向我提到的中央領導人有趙紫陽、李鵬、胡耀邦、彭真、萬里、喬石、胡啟立、習仲勛、嚴明復等。他還說,小平同志很忙,沒有時間接見他,但通過辦公廳送了一條哈達、一只羊,向他拜年,祝福他吉祥如意。

　　我知道大師給我講這些話的用意,心想,這些活動都是將來寫傳的重要內容。由于祈禱法會馬上要開始,我們的談話就此中斷了。

　　我熱切地期待著大師回京后給我談論更多的事情,介紹更詳細的情況。萬萬沒有想到,大師因操勞過度,于1989年1月28日遽然西歸。噩耗傳來,我感到萬分震驚,萬分悲痛。

　　大師逝世以后,我查閱了所能查閱的所有資料,訪問了所有能訪問的人物,走過了大師走過的所有藏族地區,去追尋大師的足跡。更重要的是,去探索大師不同尋常的心路歷程,并為此創作了《班禪大師》一書。在這本書的前言里,我這樣寫道:“為了繼承班禪大師的遺志,為了完成他未竟的事業,為了把西藏的事情辦好,作為一個曾經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一個藏族學者,我有責任將大師偉大而平凡的經歷寫出來,奉獻給一切關心大師、關心西藏、關心藏族人民的人,并以此來悼念敬愛的班禪大師,寄托我的哀思。”

　　這不是一個學者或一個作者普通的創作計劃或出版規劃,而是我對生我養我的藏族人民的承諾,是我對各族人民的承諾,同時也是我對班禪大師的承諾和最好的悼念。

　　(本文由本報記者肖靜芳整理。圖片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