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州農奴的孩子——格勒出生時,恰逢甘孜州社會進行變革,之后成長為新中國第一個人類學博士和第一個藏族博士,在藏學、人類文化學等多個領域建樹頗豐。

　　回首甘孜60年的發展歷程,人們總會提及這位“甘孜之子”,甘孜人民把他放在心里、掛在嘴上,每他回鄉之時,鄉親們都會捧著甜美的青稞酒和吉祥的哈達去迎接他。格勒博士的心中也時常惦記著家鄉,他的親人。無論是到國外講學還是在和友人交談,他都會提及家鄉的變化。家鄉的現代化進程更是格勒博士關注的焦點。

　　喜逢甘孜建州60周年,本刊特邀記者采訪格勒博士,聽聞他的真知灼見,寄托一份我們對甘孜未來發展的美好心愿!

　　此前記者沒有見過格勒博士,但對他一點也不陌生。我們最常提及格勒博士的是從《西藏一年》一片播出后(格勒博士為此片總監制)。這部人文紀錄片已在世界上40多個國家播出,讓很多人了解了一個真實的西藏。而熟悉格勒博士的人都知道,格勒博士的著作是很多藏文化研究者深入藏文化腹地的引路標。記得 1995年,格勒博士參與的中國藏學中心重點科研項目的成果《西藏家庭四十年變遷》一度成為我下鄉采訪的參考書籍。此番為了采訪格勒博士,在做案頭工作時,我翻閱格勒博士豐厚的學術成果時,不由感悟自己也只觸及了格勒博士學術著作的冰山一角。

　　8月的一天,在樹蔭遮蔽的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駐拉薩工作站,記者見到精神矍鑠的格勒博士時,他正在從容有序地處理著種種公務。聽博士娓娓道來其成長的經歷,記者不禁感嘆:博士 60年的經歷,恰如美麗的甘孜經歷的破蛹化蝶、滄海桑田的巨變。

　　格勒童年記憶中的甘孜故鄉

　　格勒博士對記者回憶道: “我母親說不清楚我是哪一年生的,只知道是解放軍進藏那年,也就是1950年。我的印象中,我懂事的時候已經有公路、公共汽車等等。這樣說來,甘孜州60周年,我也是60周歲。那時我們叫公共汽車“拉瓦噶真”,就是你給他錢他就讓你坐。我對飛機也有印象,我們叫飛機“朗株”,就是天上飛的船……

　　這一年,在格勒博士心中真正烙下的印記是他命運的改變。母親寄托在格勒身上的夢想是,他能從小到寺廟學經,長大后成為一名“格西”。為了這一夢想, 5歲時,格勒就被母親背到白利寺報名當喇嘛,但是因為年齡太小,只能回家暫住,后又被送到給領主管理經堂的喇嘛處學藏文。

　　讀書的夢終究沒有依靠出家來實現。

　　1956年,家鄉開始了民主改革,區政府辦起第一所小學校的時候,盼著兒子靠讀書換得出息的母親,拉著年幼的格勒走上三四公里路,第一個到政府辦的絨壩岔區小學報了名。

　　這一步是鋪墊格勒通向知識殿堂的第一步。

　　與此同時,許多和他同齡的甘孜孩子都背上書包進入了學堂。進入寺廟當喇嘛這條路不是唯一認字讀書的途徑了,昔日農奴的孩子也能在朗朗書聲中享受讀書的樂趣了。

　　格勒博士說: “我讀小學時,我的老家開始進行全面的社會改革,這個改革是連我們學生都要參加的,相當于內地的斗地主、分田地,到處都在開斗爭會,到處都在分田,像我們家呢,沒有房子就分到了最好的房子,父母一輩子希望我讀書,唯一的一個兒子、男人,所以我也有機會讀書—這個情況呢對很多人都是一樣的,這樣呢,社會實現了平等,很多人有了生產資料,可以自給自足,最后發展到我們姐姐這樣的年輕一代的,通過民主改革,入團、入黨,當生產隊長……”

　　格勒讀小學時,一場社會改革正以“均貧富、分田地”為口號,在格勒的家鄉轟轟烈烈地開展著——這場運動因其惠及廣大貧苦百姓而深得民心,擁有著廣泛的參與性。昔日,只能夠睡在農奴主家走廊上的格勒一家有了自己家的房子,而且還是鑲著玻璃窗的房子,寬敞明亮的新居讓人的內心都充滿希望。可以想象到當時格勒一家人是心懷怎樣的熱愛設計著新生活——現實告訴他們,幸福不是只有存在于虛幻的來世,人生今生就可以擁有人的尊嚴。

　　新中國藏族第一位博士

　　隨著格勒博士在學術上造詣的加深,他取得的成果也與日俱增,他的聲名遠至國外。

　　1989年春季,格勒被正式被聘任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人類學系教授。隨后,他多次赴美講學,他將家鄉的巨變傳播到遙遠的大洋彼岸。

　　有一次,在美國加州大學人類學系講學時,格勒博士用幻燈片向他的學生展示著高原美景,其中一張是在飛機上拍攝的——白色云波中幾座雪峰凸立,如同幻海中的島嶼。格勒博士告訴大家說:“這就是你們沒有到過的高原。因為你們沒有到過,所以云海下面發生的事情你們沒法猜想。”接著,他又打出第二幅圖片,是一位50歲左右的老人身著漂亮的藏裝安詳地坐在機艙里。他講解道:“這就是我家鄉的農民。”臺下驚異之聲頓起,美國學生怎么也不能相信那雍容華貴的老人竟是中國藏區的農民。

　　借著這樣的講學機會,格勒博士一次次向世人講述著藏區的變化。他成長的經歷、他的身份、他克己求實的學術精神都使他的講述具有極高的可信性。他家鄉生活的變遷就是甘孜州變遷的最好例證,他的成就也是甘孜州的成就之一。

　　格勒成為藏族第一位博士既有其歷史必然性,也有其客觀性——沒有甘孜州的民主改革就不會有農奴的孩子上學的機會。而個人的經歷也是格勒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他泡在圖書館的時間永遠比別人多,他西行阿里,北上藏北草原,南下被稱為“藏族起源的搖籃”的山南地區,東行昌都及云南、青海、甘肅諸省的藏族自治州,幾乎走遍了整個藏區的城鎮鄉村,絲毫不顧及健康受損、身體不適等狀況,相繼完成了《藏北牧民》、《西藏家庭四十變遷——西藏百戶家庭調查報告》、《西藏昌都——歷史、傳統、現代化》等學術著作,開拓了藏學研究領域的空間,提升了藏學研究的水平。

　　格勒博士說:“如果沒有民主改革,我不可能成為藏族第一個博士,我愿意憑借自己學習的東西,自覺地為西藏,為國家民族團結做點事情,這不是宣傳,這只是我的一個人生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