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好發展和保護的關系是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永恒課題。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面臨能源危機、糧食危機、債務危機等，導致全球氣候治理、綠色低碳轉型的遲滯。如何繼續正確處理發展和保護的關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未來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必須回答的問題

◇高水平保護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高水平保護直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提升高質量發展的品質。同時，高水平保護可以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優質的生態產品，打通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之間的轉化通道；通過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環境影響評價等，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盲目發展，為高質量發展把好關、守好底線

文丨胡軍?寧曉巍

廣西首個海上風電示范項目——防城港海上風電示范項目A場址施工現場（2024年5月21日攝）。周華攝/本刊

發展與保護不是非此即彼的“單選題”，而是兼顧兼得、并行不悖的雙向選擇。

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述了新征程上繼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需要處理好的“五個重大關系”，分別是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關系、重點攻堅和協同治理的關系、自然恢復和人工修復的關系、外部約束和內生動力的關系、“雙碳”承諾和自主行動的關系。

其中第一個就是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關系。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關系相對于其他四個重大關系，居統攝和引領地位，帶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長期性。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必須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邏輯關系、實踐要求，堅持好、運用好貫穿其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協同推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

處理好發展和保護的關系

是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永恒課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處理好發展和保護的關系，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也是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永恒課題。

在漫長的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自然稟賦、自然環境始終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對社會發展形成助益或制約。只要歷史的車輪不停歇，處理發展和保護關系的腳步就不會停止，而且隨著發展的變化，這一關系也會呈現出新的特征和新的變化。

從歷史上看，人類社會進步史是探索發展和保護關系的演進史。

早在原始文明、農耕文明時期，世界各國的先民就形成了依賴自然、崇拜自然、順從自然的樸素生態倫理觀。中國古人很早就把關于自然生態的觀念上升為國家管理制度，專門設立掌管山林川澤的機構，早在西周時期，周文王就頒布《伐崇令》，其被譽為世界上最早的環境保護法令。古希臘城市的規劃中，城市的布局和建筑設計考慮了環境因素，以確保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這一時期，發展與保護關系保持一種相對的平衡，但也有毀林開荒、亂砍濫伐造成的慘痛教訓。比如，生態環境衰退特別是嚴重的土地荒漠化導致古代埃及、古代巴比倫衰落。

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以來，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加速了對自然資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態系統平衡。人與自然深層次矛盾日益顯現，發展和保護的關系也逐漸緊張。人們愈發意識到，破壞生態、污染環境的發展方式不可持續，必須探尋發展和保護并重的道路。

從現實上看，全球生態文明建設面臨的最大挑戰，正是如何更好統籌發展和保護。

發展依然是當今時代主題，但全球生態文明建設面臨的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環境污染等問題，逐漸成為導致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制約條件之一，為全球可持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

西方發達國家在推進現代化過程中，大量消耗資源并造成大量溫室氣體排放，在實現自身生產力快速發展的同時，給全球帶來了巨大的生態環境赤字。為應對本國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發達國家逐步開展污染治理，并通過產業轉移將高污染、高消耗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造成新的發展和保護的矛盾問題。

發展中國家期望發達國家給予應對氣候變化資金支持，幫助其減少碳排放和實現可持續發展。但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遲遲未能兌現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支持的承諾。處理好發展和保護的關系，不是某一個國家單打獨斗可以解決的難題，已經成為需要全球共同應對的世界性難題。

長遠地看，世界可持續發展之路也是處理好發展和保護關系之路。

2015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通過《改變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以下簡稱《議程》），指出經濟、社會和環境是可持續發展的三個主要方面，它們是整體的，不可分割的。但從落實效果上看，《議程》中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情況并不理想。相關評估顯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期限已經過半，169個具體目標中，只有15%的目標有望在最近十年內實現，有一半的目標偏離軌道，30%的目標根本沒有任何進展甚至出現倒退。

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道阻且長、任重道遠。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面臨能源危機、糧食危機、債務危機等，導致全球氣候治理、綠色低碳轉型遲滯。如何正確處理發展與保護的關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未來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必須回答的問題。

把握好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辯證統一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高水平保護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護才能實現。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全過程中，我們都要把握好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辯證統一關系。

我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許多環保欠賬，生態環境保護結構性、根源性、趨勢性壓力尚未根本緩解，制約高質量發展的環境因素依然存在。

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內在相通、有機統一。“辯證”要求全面地看待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性，“統一”要求看到不同事物具有的內在一致性。

從內在要求上看，高質量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綠色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良好生態環境成為檢驗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重要標準之一。

從實現目標上看，高水平保護注重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問題，是為了改變傳統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增加經濟社會發展的“含金量”“含綠量”，降低“含碳量”，與高質量發展相向而行。

黨的二十大報告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章節中明確，“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構建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一批新的增長引擎”“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等；在“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章節中明確“加快推動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等調整優化”“發展綠色低碳產業”等，充分表明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不是脫離彼此的獨立個體，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體。

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高質量發展的“生態性”和高水平保護的“經濟性”，使得兩者相互促進、補充。

高水平保護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高水平保護直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提升高質量發展的品質。同時，高水平保護可以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優質的生態產品，打通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之間的轉化通道；通過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環境影響評價等，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盲目發展，為高質量發展把好關、守好底線。

高質量發展是高水平保護的堅強后盾。高質量發展為實現高水平保護提供不可或缺的財政、科技、市場等支持；有助于推進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有益于推動形成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綠色低碳發展模式，從根本上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促進高水平保護。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以年均3%的能源消費增速支撐了年均6.6%的經濟增長，在碳排放強度累計下降超過35%的同時，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2023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為30微克/立方米，是全球大氣質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國家；全國地表水水質優良（Ⅰ—Ⅲ類）斷面比例為89.4%，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這些成績的取得充分說明，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保護可以相互促進，二者能夠在良性互動中，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相互影響、相互依存。如果不能協同推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則可能阻礙各自的進程，產生適得其反的作用。

一方面，發展經濟不能對資源和生態環境“竭澤而漁”。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長，必定因能源、資源、環境等約束條件日趨緊張而不可持續。當前，我國污染物和碳排放總量仍居高位，能源需求仍將保持剛性增長，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的狀況一時難以改變，高質量發展還需直面挑戰。

另一方面，生態環境保護絕不是舍棄經濟發展而“緣木求魚”。保護生態環境絕不是不要發展，而是要更好的發展。生態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方式的問題，如果沒有高質量發展的“加持”，不能從源頭上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改善生態環境質量也必定是“事倍功半”。

以高水平保護塑造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

高水平保護體現著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高質量發展反映高水平保護的成效。我們要深刻把握二者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緊緊圍繞高質量發展首要任務，充分發揮生態環境保護引領、優化和倒逼作用，推動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

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重要的發展理念，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要深入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深化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律性認識，進一步學懂弄通做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把黨的創新理論轉化為指導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強大思想武器，自覺做堅定信仰者、積極傳播者、忠實實踐者。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自覺把經濟活動、人的行為限制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能夠承受的限度內，構建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努力把綠水青山蘊含的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為金山銀山。

注重堅持好運用好系統觀念系統思維。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協同推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這就要求我們立足全局，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注重統籌兼顧、協同推進，統籌產業結構調整、污染治理、生態保護、應對氣候變化，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不斷增強發展與保護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不斷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構建從山頂到海洋的保護治理大格局。

大力發展綠色、創新、先進的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強綠色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加快先進綠色技術推廣應用，積極發展綠色產業。深化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運用，建設綠色智慧的數字生態文明。健全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健全現代環境治理體系。

加快推進經濟社會全面綠色低碳轉型。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要保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以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為總抓手，加快推動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等調整優化，著力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完善綠色低碳發展經濟政策，促進環保產業和環境服務業健康發展。全面落實生態環境分區管控要求，嚴把生態環境準入關口，堅決遏制“兩高一低”項目盲目上馬。堅持精準治污、科學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推進污染防治攻堅戰，持續深入打好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推動污染防治在重點區域、重要領域、關鍵指標上取得新突破。積極普及生態文化，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加快形成綠色生活方式。

（胡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寧曉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秘書處副主任）

（《瞭望》2024年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