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余萬外賣騎手、1500余萬網絡主播、700余萬網約車司機……這一串數字背后連接的是一個龐大的新就業群體。

近年來，以平臺經濟為代表的新業態快速發展，新就業群體不斷壯大。數據顯示，全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達8400萬人，占職工總數的21%。

他們以靈活就業為主，成為支撐城市運轉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新就業形態也為權益保障帶來了新的挑戰。

如何尋找最優解，更好地保障8400萬勞動者權益，讓新業態有序健康發展？

“流動大軍”之困

新就業群體是指在平臺經濟、靈活就業等背景下形成的新型勞動者群體，包括網約車司機、外賣配送員、自由職業者、創意工作者等。

新就業群體之所以稱為“新”，總體是因為勞動關系發生新變化，越來越多的人由“單位人”變成“社會人”。來源渠道廣、就業方式活、入職限制少、年輕人員多、勞動強度高、流動變化快，是新就業群體的六個主要特點。

與傳統全職勞動者相比，新就業群體在用工方式、勞動關系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同時，其流動性、靈活性和不確定性使得勞動權益保護面臨較大挑戰。

黑龍江孟繁旭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孟廣遠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采訪時表示，新就業群體主要面臨三方面困境。

其一，勞動關系模糊、社會保障缺位。在勞動關系方面，多數新就業群體與平臺簽訂合作或勞務協議，而非勞動合同，致使勞動關系模糊，難以受傳統勞動法保護，最低工資標準、帶薪休假、社會保險繳納等權益常難以落實。

其次，職業安全、健康風險較高。平臺算法管理催生兩極分化：一方面訂單分配不均導致收入不穩定，另一方面密集派單引發過勞。但由于勞動關系不明確，職業健康與安全保障存在缺失。

第三，職業缺少發展晉升渠道。當前新就業形態普遍缺乏職業能力提升和崗位晉升機制，從業者長期陷于重復性、碎片化工作中，既無清晰的職業成長路徑，也難獲得轉型所需技能培訓，形成低技能困境，削弱勞動力市場的長期活力。

從頂層設計到地方創新

面對新就業群體的困境，政策層面的應對正在加速。

從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及“新就業形態”概念，到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

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健全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社保制度”，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這一議題已連續多次出現在國家重大決策或會議中。

2023年是政策落地的關鍵年份。

這一年，人社部接連出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休息和勞動報酬權益保障指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規則公示指引》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維護服務指南》三項指引文件，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基本權益類型化為報酬權、休息權、知情權與參與權，構建起勞動條件底線規則。

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是另一項關鍵制度突破。

同年，人社部發布《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合同和書面協議訂立指引(試行)》，明確將職業傷害保障制度寫入文件。職業傷害保障試點范圍今年將擴大到17個省份，并逐步在全國推廣實施，有望解決新就業群體的職業隱憂。

司法系統也在積極回應新就業群體的權益保障需求。

今年最高法工作報告中提出，發布新就業形態勞動爭議指導性案例，對平臺企業要求勞動者注冊為個體戶再簽訂所謂合作合同的，明確依用工事實認定勞動關系，切實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

地方層面的探索同樣活躍。江蘇省今年推出“情暖蘇新”若干舉措，從工作環境改善、住房醫療支持、學歷技能提升等多個維度解決新就業群體急難愁盼。

政策引導之下，部分平臺企業也開始響應。今年京東、美團相繼宣布逐步為外賣騎手繳納社會保險，釋放出積極信號。

保障與發展間尋找平衡點

在當今多元化的就業格局下，新就業群體正不斷壯大。“我國已初步形成新就業群體勞動保障的規范體系。”孟廣遠指出，未來還需在制度完善的基礎上強化社會融入與服務配套。

如子女就近入學，將新就業群體納入公租房優先隊列，提供多層次課程的職業培訓等，使其在所勞動的城市有歸屬感、也有機會完成職業技能提升。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認為，需聚焦就業權與社會保障的協同推進。一方面通過政策引導創造更多合規崗位，另一方面優化社保繳費機制，降低靈活就業者參保門檻，擴大制度覆蓋面。

同時，鑒于新就業群體不同職業的特點、所面臨的風險，以及勞動者本身偏好等存在很大差異，還需建立“分類分層”保障體系，根據不同職業特點，為勞動者提供更扎實的權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