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22年7月,黨的二大第一次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戰線。100年來,我們黨在波瀾壯闊的統一戰線實踐中,總結提煉出一套獨具特色的統戰工作理念和方法藝術。這些理念和方法運用于西藏工作,留下了很多值得永遠銘記的精彩故事和歷史時刻。站在百年統戰的歷史節點,回顧這些難忘的歷史瞬間,對于做好新時代的西藏工作充滿啟示和借鑒。

(一)世界上什么事情最難做?應該就是爭取人心了。

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是決定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關鍵。統戰工作有技巧嗎?有,那便是順應時代,爭取人心。

歷史的長鏡頭轉回70多年前。1950年4月,在中央確定進軍西藏并爭取和平解放西藏的背景下,阿沛?阿旺晉美被西藏地方政府任命為增額噶倫、昌都總管。他提出“一路東去,溯水尋源,找解放軍談判。”“我去昌都后,暫不接任職務,而是直接找解放軍談判。”但這些建議均未被采納。

圖為王其梅(中)與阿沛?阿旺晉美(左)會見

到昌都就任后,阿沛先是建議藏軍停止進攻,后又在關鍵時刻下令藏軍主力停止抵抗,和平歸順。這場人心、道義、力量、氣勢均不在西藏地方當局一方的戰役,結果不言而喻。以打促和的昌都戰役取得勝利,為和平解放西藏打開了局面。

昌都解放后,阿沛和總管府官員受到王其梅、吳忠等十八軍領導的優待和照顧。時值寒冬季節,王其梅自己搬進帳篷里住,但安排阿沛等官員住在原來總管府最好的樓房內。部隊在昌都“度糧荒”的約兩周時間內,指戰員在食不果腹的情況下,仍安排藏軍代本吃中灶,阿沛吃小灶,并幫助他找到在戰役中丟失的心愛物品。

解放軍不但對昌都的西藏各級軍政官員以禮相待,也友好款待那些放下武器的藏軍下級軍官和士兵。一方面向他們宣傳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另一方面發給遣返證明、口糧和路費。對傷病員和藏軍官兵的家眷發給乘馬,民兵私人槍支予以發還。還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特別注意不動他們身上的“護身符”。

進藏之初,人民解放軍就先后制定了《入城紀律》《外事紀律》《十大政策》等,實行保護寺廟,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政策,被藏族人民親切地稱為“新漢人”“菩薩兵”。

人民解放軍模范執行民族、宗教政策,也使西藏地方政府官員的立場和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親身受到優待的阿沛這樣回顧了自己思想變化的過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前,拉薩謠言很多,聳人聽聞。”“但是昌都解放后,我們與解放軍接觸了兩個多月,耳聞目睹,解放軍的行為并不像謠言所說的那樣。他們不住民房,不住寺廟,而是不論刮風下雨,都住帳篷,買賣公平,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所作所為完全是為人民服務的。” 1950年11月,阿沛與在昌都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員40人聯名寫信,派專人日夜兼程送往拉薩。阿沛等在信中說:“目前進行和談是個時機,共產黨確無強迫命令的想法和做法,一切可以心平氣和地進行商談決定。”

圖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現場

昌都戰役情況傳播到西藏各地后,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一片混亂,發生分化,攝政達扎被迫下臺,達賴喇嘛提前親政。1951年2月,阿沛?阿旺晉美被任命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權代表,赴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進行和平談判。

赴京途經重慶時,鄧小平與阿沛做了長時間談話,詳細講說解放西藏的原因和必須解放西藏的道理以及共產黨的政策,給了阿沛一份西南局和西南軍政委員會制定的“十條公約”作為和平談判及進軍的基礎。途經西安時,阿沛的老師——佛學泰斗喜饒嘉措大師叮囑他:據我一年多來的觀察,毛主席、共產黨是偉大的,他們制定的各項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是正確的,你們完全可以信賴,由衷地希望談判成功。

談判代表團到達北京時,周恩來總理親自到車站迎接,朱德總司令特意舉行宴會以示歡迎。不久后的“五一”節,阿沛被邀請參加慶祝活動觀禮,并在天安門城樓上獲得毛澤東主席接見。多年后,阿沛還清晰地記得毛主席握著他的手說的話:“你們長途跋涉來到這里,辛苦啦。好好休息,你們來了好。”“我們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著辦,就能辦好。”親身感受到幾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肯定和歡迎,以及周到熱情的接待,阿沛對中國共產黨的疑慮已經完全消失,和談成功的信心極大增加,轉向革命、走上革命道路的決心日益堅定。

圖為1951年5月24日,毛澤東主席設宴慶祝《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簽訂。宴會上,毛主席與阿沛?阿旺晉美(左)親切交談

和平談判歷經曲折,這期間阿沛從維護團結的角度出發,從中周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在北京正式簽訂,以嚴肅的法律文書形式再次明確了西藏的主權歸屬等問題。毛澤東主席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指出這是“辦了一件大好事,簽訂了一個好文件”。

在此后的半個多世紀里,阿沛投身于時代的偉大變革。長期擔任西藏自治區的主要領導職務,還曾任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始終以國家利益、中華民族利益為重,始終站在黨和人民一邊,為推動西藏發展進步,為維護祖國統一,增進民族團結,造福西藏人民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統一戰線的根本任務就是爭取人心、凝聚力量,為實現黨和國家的宏偉目標而團結奮斗。”用真理的力量打動人心,用誠摯的尊重溫暖人心,用正確的策略爭取人心,正是對這些方式的準確熟練運用,我們黨爭取了許多朋友,為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凝聚了最大的能量。

(二)從黨外代表人士背后聯系的人們看,他們就不是一根頭發而是一把頭發,不可藐視。

通過藏族上層代表人士這“一根頭發”,來團結其所影響和聯系的藏族群眾這“一把頭發”,從而爭取更廣泛的力量支持,這是統戰工作方法在西藏工作中的靈活運用,在和平解放西藏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圖為夏克刀登

1950年,解放軍進軍西藏途中,首先要解決后勤保障問題。尤其在進抵四川省甘孜、德格后,糧荒問題更突出,危及生存。5月26日,鄧小平電告張國華等,“請西康區黨委用一切辦法向甘孜等地買或借一部分糧食,同時,十八軍進至甘孜部隊應主動找當地喇嘛、頭人設法買借。”康北玉隆大頭人夏克刀登控制的德格、白玉、鄧柯及石渠四縣,是由康定入藏的必經之路。其中,德格、鄧柯與西藏隔江相望,是進軍昌都的咽喉,也是前線物資的聚散地。如獲得夏克刀登的支持,將解決解放軍的糧食供給、運輸保障等一系列問題,對部隊順利進軍有極大幫助。所以,解放軍的先遣部隊一到甘孜, 我黨的藏族領導干部天寶就到當地土司、頭人的莊園和各寺廟拜訪,其中重點拜訪的就是夏克刀登。

早在1936年春,紅軍長征路過道孚、爐霍和甘孜地區時,夏克刀登就在與時任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等人的接觸和談話中,了解了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紅軍的政治主張,感受到紅軍待人和善。朱德總司令的親自探視,更是打消了他的思想顧慮。1936年5月,當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時,夏克刀登當選為軍事部部長。他對紅軍由敵視、懷疑到信服、支持,不僅協助安置傷病員,還贈送500多頭牦牛、100多匹馬和大批糧食,支援紅軍北上。1950年4月26日,西康省人民政府在雅安成立,廖志高任主席,格達活佛、夏克刀登等人任副主席。

圖為康定群眾迎接十八軍

在與天寶會面過程中,夏克刀登得知現在的解放軍就是以前的紅軍。通過對我們黨和平解放西藏方針的了解,再加上對部隊優良作風的認同,他對共產黨和解放軍更加信服,明確表示愿意為和平解放西藏盡力。他以合理價格售糧給解放軍,幫助解放軍解決了缺糧的燃眉之急。鄧小平曾感動地說:“我們進軍,因為糧食運不到,我們還只進去三四千人,但糧食成問題,一下就借了七十萬斤糧,靠夏克刀登、格達、邦達多吉幫忙很大,不但糧食借到,而且價錢很公道。”

昌都戰役前夕,張國華等人到達玉隆,夏克刀登予以熱烈歡迎,友好招待。當張國華談到運輸補給困難,特別是糧食供應是個大問題,希望他大力幫助時,夏克刀登滿口答應:“部隊有什么困難,盡管說,我別的沒有,牦牛有的是,到金沙江邊的運輸,我可以負責。8000頭牦牛好說,我有6000頭,降央白姆有2000頭。”

圖為曲美巴珍

上層人士觀念的轉變,影響到群眾對解放軍的態度,西康的局面逐漸打開。就這樣,昌都戰役前后,夏克刀登動員群眾,抽調人工,調配牦牛,組成運輸隊幫解放軍運送糧食物資。在他的號召下,德格縣龔埡村貧苦藏族婦女曲美巴珍,勝利完成了100多次艱巨的運輸任務,甚至為了在雨雪天保護運送的物資而脫下衣服蓋住馱子,被西康省人民政府授予“支援模范,藏族之光”的錦旗。

據不完全資料統計,在1950年10月底,西康地區支援進藏解放軍燒柴1500萬斤、馬草500萬斤、幫購糧食200萬斤,代買牛馬2萬余頭,支前運輸的牦牛約10萬頭……一個個數字見證了人民群眾為和平解放西藏所做出的重要貢獻。時任西康區黨委委員苗逢澍曾說:“單康北地區在夏克刀登副主席(西康藏族自治區政府)親自領導下,其運輸力即等于一千輛汽車工作一次的偉大作用。”

黨外代表人士“不是一根頭發,而是一把頭發!他們人數雖然不多,社會聯系卻很廣泛。”毛主席以“頭發”作為比喻,生動地講出“一根頭發”和“一把頭發”的關系,揭示了統戰工作的深刻內涵。

(三)統一戰線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夠不夠鐵。

1989年1月28日,驚聞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圓寂的噩耗,習仲勛非常震驚。回想起不久前才見過面的好友突然撒手人寰,習仲勛悲不自已,痛感“失去了一位合作共事40個春秋的知心朋友”。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負責西北局工作的習仲勛便同十世班禪有了聯系。在此后的40年里,兩人彼此以誠相待、肝膽相照,堪稱統戰工作聯誼交友的光輝典范。

圖為1951年4月22日,習仲勛(前左)率領西北軍政代表熱烈歡迎途經西安赴北京的十世班禪(前右)圖片來源:《中國西藏》雜志

習仲勛與十世班禪第一次會面是在1951年4月中旬。當時班禪進京向毛主席致敬,途經西安時,習仲勛作為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主要負責人,到機場迎接。甫下飛機,這位英俊的少年活佛便激動地對習仲勛說:“我們是專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親口轉達給毛主席。”

初次見面,十世班禪的愛國熱情和坦誠豪爽的性格,讓習仲勛不禁感慨“有志不在年高”。當天,習仲勛便把他接到西北局大院自己家中,讓他和自己的大兒子習富平一起玩耍。習仲勛的真誠隨和,讓年少的十世班禪自在無拘。

1951年冬,十世班禪自青海西寧返藏前夕,習仲勛受中央委托,代表毛澤東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專程赴西寧為他送行。想到前世終生未得回藏,十世班禪抑制不住內心的高興與激動,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與中國各兄弟民族的熱誠幫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返回西藏亦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有跟著共產黨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國各兄弟民族緊密地團結起來,我們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別的道路是沒有的。”

圖為1952年習仲勛與十世班禪的合影

為十世班禪感到高興的同時,習仲勛也不忘囑咐他:“你回西藏后不要急,要照顧全局,首先要做好藏族內部的團結,這樣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分別之際,十世班禪緊握著習仲勛的手說:“習書記,我一定不辜負黨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的重托,不辜負全國人民的期望,努力做好民族團結工作……”

此后多年,受中央委托,習仲勛一直負責同十世班禪聯系,兩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友情越來越深厚。每年春節,十世班禪只要在京,習仲勛全家必有一天和他在一起度過。

十世班禪為人心直口快而真誠熱情,疾惡如仇而胸懷坦蕩,是非分明卻不固執己見。習仲勛對自己這位“小友”的性情一清二楚,而且認為非常難得,他曾表示:能交上這樣的諍友可謂幸事。也正因如此,習仲勛對他一直坦誠相待,以心換心。習仲勛常對他說:“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為了國家的統一和團結,我們兩個人什么話都可以說,我有錯誤你批評,你有錯誤我批評,實事求是。”十世班禪深知習仲勛對自己一片真誠,對正確的意見總是聽得真切,做得認真,多次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仲勛同志對我的關懷和教育真是無微不至,每次聽到他的談話,都使我對問題的認識提高一步。他真是我的師長,又是誠摯的朋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十世班禪和習仲勛各自回到工作崗位,都擔負著繁重的工作任務。但是,他們見面交往的時間并沒有減少,坦誠相見的習慣一如既往。每當班禪視察、出國和進行其他重大活動時,習仲勛總是叮囑他:一要注意身體、安全;二遇事要冷靜、不要動氣。出門要告別,回來要談心,成了兩人交往的老習慣。

1985年,十世班禪對河南省把少林寺交給嵩山管理局一事提出了強烈批評,并要“就這件事鬧到底,不搞個水落石出決不撒手”。習仲勛見了這份材料,立即指出:“抓政策落實,精神可嘉,但不要火氣太大”,“少林寺由僧尼管理為宜”,“如拖著不辦,再派大員去查明原因何在?”最后這件事得到妥善解決,十世班禪很高興。

圖為習仲勛(右二)與烏蘭夫(右一)、十世班禪(右三)、賽福鼎?艾則孜(右四)、楊靜仁(右五)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圖片來源:《中國西藏》雜志

還有一次,青海和甘肅發生草場糾紛,雙方牧民僵持不下,有關負責同志請習仲勛做十世班禪工作,由十世班禪出面解決問題。習仲勛同志就給十世班禪打電話,說“按中央說的辦!”十世班禪立刻答應了,并利用自身影響力,妥善解決了這場糾紛。關鍵時候一個電話解決一場糾紛,來源于40年培育的深厚感情,這就是為黨交友的光輝典范。

“砥礪豈必多,一璧勝萬珉。”習仲勛和十世班禪之間的鐵桿友誼,源于兩人數十年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長期以來,正是因為我們黨廣交、深交了一批如十世班禪一樣的摯友、諍友,所以在風雨如晦時,總有人陪我們同舟共濟,共克時艱。

無論是爭取人心、交鐵朋友,還是通過“一根頭發”帶動“一把頭發”,都是黨在長期的統戰工作實踐中總結的方法、概括的方式、形成的藝術,既需要高超的智慧,更需要真誠的情感,歸根到底在于凝聚人心、匯聚力量、實現共同的奮斗目標。黨運用統戰策略開展西藏工作在不同歷史時期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并且仍在持續發揮積極作用。(中國西藏網 文/孫健 王茜 部分資料參考自:《統戰工作與西藏和平解放》《長征時期中共對藏族上層人士的統戰及其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