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2日,習仲勛(前左)率領西北軍政代表熱烈歡迎途經西安赴北京的十世班禪大師(前右)。?

　　1961年,十世班禪大師(前排右一)在李維漢(前排右二)的陪同下前往井岡山參觀。

　　針對藏區民主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十世班禪大師向中央寫了“情況匯報”。中央對此十分重視,1961年至1962年間,在北京專門組織人員對7萬多字的“情況匯報”進行翻譯,我是翻譯人員之一。

　　通過這次翻譯工作,我對班禪大師的為人、政治態度和他的學識有了直接具體的了解。通過翻譯他的調查研究報告,我對于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所發生的問題也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情況匯報”中提供的材料并不像有些人后來批判的那樣,是“被打倒的反動農奴主不愿意退出歷史舞臺”,通過班禪大師的嘴“攻擊黨和人民政府”,“攻擊民主改革”,“向翻身農奴反攻倒算”,企圖“恢復封建農奴制度”。相反,這些材料絕大多數是基層干部、農奴群眾、貧苦喇嘛所反映的,代表了廣大貧苦農奴和普通僧尼的利益和愿望。

　　1988年11月,應《人物》雜志編輯部之約,我準備寫《班禪大師》一文,向班禪大師請教了幾個問題,重點是“情況匯報”的寫作過程和評價問題。大師向我講了一件事:1961年底,這份報告翻譯出來后,先給李維漢等首長審閱。一天下午,中央統戰部給班禪大師打電話,說李部長請他趕緊到部里去一趟,還明確說不要帶翻譯,因為班禪大師會講簡單的漢語。

　　班禪大師到了中央統戰部,早已在門口等候的秘書把他請到李維漢的辦公室。李維漢坐在大辦公桌后面,沒有起身,也沒有同他握手,只招了招手,示意請坐,這很不同于以往。班禪大師見李維漢態度嚴肅,沉著臉,不知發生了什么事,心里有點緊張。這時,李維漢指著桌子上的材料,嚴肅地對他說:“這些是真的嗎?是真的嗎?”

　　班禪大師這才發現,桌子上的材料正是自己寫的報告。班禪大師坦然地對李維漢說:“全是真的。”李維漢提的問題,是關于平叛擴大化的,還問了一些具體數字和具體情節。

　　李維漢坐在椅子上,看著面前的材料,默默無語。過了好一陣,他像是對班禪大師說,又像在自言自語:“怎么能這樣!”那時,班禪大師的漢語說得不好,身邊又沒有帶翻譯,看著李維漢嚴峻的神態,不知說什么好。

　　又是一陣沉默。班禪大師看到李維漢盯著面前的材料,臉色慘白,額頭上冒著冷汗。他知道李部長身體不太好,就勸他不要看了,回家休息。這時,正好秘書進來送文件,也發現李維漢臉色不好,就立即打電話叫了保健醫生。李維漢既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好像還在繼續思索什么問題。班禪大師上去攙扶他,發現他的手冰涼。后來,聽說他血壓升高,心跳加快,休息了好幾天。

　　班禪大師曾對我說,他1951年4月到北京時就認識李維漢部長。在中央領導同志里,李維漢是與他接觸最多、關系最密切的一位,可以說是忘年之交、莫逆之交。“阿沛副委員長說李部長是他的良師益友,李部長更是我的良師益友。”班禪大師說,李部長與其他領導人不同,性格內向,比較嚴謹,平時會見客人都是在會議室或會客廳,而這次讓班禪大師進他的辦公室,可能是要重點跟他談報告中提出的問題,但因為身體原因,什么也沒有談成。

　　“李部長和習老都是好人,有實事求是精神,他們關心各族人民的疾苦,也了解藏族人民的苦難。”大師不無痛惜地說,“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李部長和習老都受到牽連,吃了很大的苦頭。”

　　班禪大師還曾對我說:“烏蘭夫部長也很關心我的報告。有一次他從內蒙古到北京專門接見我,說我的報告寫得很好。那些情況很重要,應該直接向主席、總理匯報,讓中央知道藏區發生的事情。”

　　班禪大師的報告于1962年六七月份經周總理報送中央。周總理親自找班禪大師和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張經武、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等人談話,要他們互相尊重,互相信任,親密合作,共同把西藏的事情辦好。在周總理的親自指導下,形成了4個文件,對糾正“左”的錯誤作了許多具體規定。

　　當時,中央已在八屆九中全會上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大力糾正“左”的錯誤。糾正藏區平叛和改革中“左”的錯誤,也是調整國民經濟和各項事業發展的一個內容。在整頓過程中,中央撤銷青海省委第一書記高峰的職務,改組青海省委,指出他們犯了“路線性的錯誤”;調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楊植霖任青海省委第一書記;調公安部副部長王昭任青海省省長;撤銷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孫光的職務,取消其少將軍銜;恢復扎西旺徐青海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的職務;撤銷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的職務,讓汪鋒接任。

　　烏蘭夫還以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的名義,建議中央把參加青海、西藏平叛的內蒙古騎兵師調回內蒙古。中央批準了烏蘭夫的建議。

　　但是,1962年9月,即班禪大師的報告上交僅兩個多月后,在北京舉行的八屆十中全會就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段斗爭”的號召。不久,在西藏開始批判班禪大師,在北京開始批判喜饒嘉措大師。后來,有人把兩位大師聯系起來批判,說他們組成了“班禪、喜饒嘉措反革命叛國集團”。1964年12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撤銷了班禪大師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職務。1968年,班禪大師蒙冤入獄,直到粉碎“四人幫”兩年以后才恢復自由。

　　班禪大師的報告,對于糾正藏區平叛改革過程中“左”的錯誤,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其歷史功績所在。有人說,班禪大師寫“七萬言書”是受了他的經師恩久活佛和計晉美的挑唆和鼓動,其實這完全是誤解。事實上,恩久活佛、班禪大師的父母親、計晉美等人都是堅決反對班禪大師寫書面材料的,因為他們親眼見到各種政治運動中因言惹禍造成的嚴重后果。

　　從班禪大師的角度來看,在舊西藏,雖然歷來把達賴喇嘛與班禪相提并論,但是實際上達賴集團控制著整個西藏地方的政權,而班禪集團直接管轄的地區極其有限。只有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根據“十七條協議”,班禪大師才恢復了固有的地位和職權,才能返回故鄉日喀則。

　　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國外后,噶廈政府被解散,班禪大師擔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并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很多人看來,這是班禪大師最好的時期,歷史上從來都沒有這樣好的機遇,他完全可以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說,只享受人民的愛戴就行了。

　　但是,班禪大師為什么要力排眾議,堅持寫這個報告呢?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藏區平叛改革過程中,在取得巨大勝利的同時,的確也出現了錯誤,傷害了一些藏族群眾的利益,在國內外會造成不好的影響。班禪大師正是站在維護共產黨、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角度,才義無反顧地提意見。正如他后來所概括的那樣:“熱愛共產黨,熱愛祖國,熱愛藏族人民,熱愛自己虔誠信奉的佛教。”這“四熱愛”是班禪大師基本的政治態度,也是他一生的光輝寫照。

　　(本文由本報記者肖靜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