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2日電 題:如果沒有和平解放,西藏的藏傳佛教是什么樣?——訪新中國第一位藏族博士格勒

中新社記者 李晗雪

“解放前,業報輪回說無形中成了佛教的基本教理。西藏農奴無法掌握和改變自己的命運,就像我母親相信一切都是因果關系注定的。而在健康的社會里,宗教信仰應是脫離政治的、個人的信仰。從這個角度講,當代是西藏宗教信仰最自由的時期。”格勒如是說。

西藏是藏傳佛教的故鄉,也因此是許多人心中的神圣之地。但卻不時有一些惡意揣度,聲稱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在認同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管理下未能得到保護和傳承。中新社記者近日專訪新中國第一位藏族博士、也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位人類學博士、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原副總干事格勒,解析西藏和平解放前后,藏傳佛教的狀況。

中新社記者:請您談談歷史上藏傳佛教與西藏社會的關系。

格勒:藏傳佛教傳入西藏,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吐蕃時期(內地唐代時期)。這時期佛教傳入,有兩個重要的歷史背景:

第一,當時西藏處于最黑暗最專制的奴隸社會時期,廣大奴隸不但生活極其艱苦,而且沒有任何發言權,更沒有人身自由,甚至可以被當作物品買賣和贈送,還可能有殉葬或人祭等情況發生。

那時佛教從印度、內地、南疆等四面八方傳進青藏高原,給苦難的廣大奴隸帶來了安慰和希望。這也是佛教能在西藏傳播開來的原因之一。

第二,吐蕃奴隸社會時期信仰原始苯教,造成各部落保護神不統一,社會四分五裂。吐蕃統治階級需要一個有組織、有理論的宗教,以利于更多的信徒統一服從于他們的統治。在藏傳佛教逐漸發展到政教合一的階段后,出現了一系列阻礙社會健康和健全發展的問題。

正如美國著名藏學家梅·戈爾斯坦在《喇嘛王國的覆滅》中所言:“傳統的西藏社會以宗教為最高利益,寺院集團是代表和維護這個利益的強大堡壘。因此,寺院集團在噶廈政府中竭力阻擾實現現代化,在他們看來,現代化既有害于寺院生活的經濟基礎,也不利于西藏佛教的‘價值’壟斷……寺院集團和他們在政府中的保守派盟友一再阻擾邁向現代化的哪怕是一個很小的步伐。”因此,西藏現代史上試圖現代化變革的多起實踐終以失敗告終,邁向民主進步的哪怕是很小的嘗試都被無情地扼殺。將政治與宗教捆綁,使西藏文化逐漸失去開放性,也失去了邁向現代化的機會。與此相適應的封建農奴制的專制制度更是嚴重約束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必然沒有民主可言。

從這個階段到西藏和平解放前,宗教文化格外受到重視,經濟則以手工業和傳統農牧業生產為主(不容許農奴自行開墾土地),商業以以物易物為主。這樣薄弱的經濟基礎很難養活大量不事生產的上層僧侶階層。這就像一幅畫:一個骨瘦如柴的人象征西藏經濟,背著幾百斤佛教意識形態包袱,沿著毫無盡頭的道路一步一步緩慢而艱難地向前走,遲早要倒下。一面是金碧輝煌的寺院建筑,另一面是吃不飽穿不暖的廣大農奴,這能是健康的社會嗎?

當時西藏社會的最高利益是宗教利益,最核心的價值觀念是宗教,這個社會最高的奮斗目標也是宗教。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所有一切都是為宗教服務的。人們的生產、生活、思想、觀念、教育甚至藝術等都是為了宗教而存在。歌舞、音樂、戲劇、繪畫、文學等都充滿了濃厚的佛教色彩,脫離宗教的民間藝術只是農奴自娛自樂的形式,登不了“大雅之堂”。比如,過去民間演戲劇、跳熱巴舞等是為了要飯,沒有固定的舞臺。優秀的雕塑家、繪畫家以及創作精美藝術品的廣大銀匠、鐵匠,都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奴,地位低下。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里,一切創新的文化、現代的文化、先進的文化都很難傳播和生根發芽。這種情況下,內部改革舉步維艱,唯一的辦法就是依靠外部的力量進行解放、變革。因此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正有如此重要的意義。

中新社記者:您出生在底層農奴家庭,據您的記憶和研究了解,西藏和平解放前百姓宗教生活的狀況是怎樣的?

格勒:從我的家庭說起吧。記憶中,我家四口人,在和平解放前上無片瓦可住,下無一寸土地可種,全家住在領主家廚房與客廳間走廊的一角。母親是文盲,卻是虔誠的佛教徒。在她的認知中,這種不平等的社會是前世的因緣注定的,因此心甘情愿地忍受所有痛苦。

可以這么講,解放前,西藏一般人心目中,業報輪回說無形中成了佛教的基本思想和教理。佛教認為,“諸法由因緣而起”,一切事物都產生于因果關系,強調“因果報應”。有所謂“三世因果”之說,即前世造因,今世受果,今世造業,來世受果,強調個人言行造“業”的自我責任,所遭受的一切都是個人行為的結果,不可避免,只能接受。

按照“三世因果”說,西藏農奴誰也無法掌握和改變命運,就像我母親相信一切都是因果關系注定的。農奴受窮是因為前世造了“業”,自作自受。貴族或領主享有富貴是因為他們前世樂善好施。這就叫“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正是在三世因緣和善惡果報的佛教思想影響下,普通西藏人民對今生今世的苦樂看得較輕,雖然他們在舊的社會制度中政治上沒有自由、受壓迫,生活上饑寒貧困,但卻相信這是自己前生所行應得的結果。

農奴中大多是文盲,卻對“因果報應”“六道輪回”的思想深信不疑。母親從小給我講的就是這類故事。成千上萬的西藏百姓為了來世免入地獄、得生善道,忍受苦難一生,并把有限的錢財拿出來供奉給喇嘛活佛,捐獻給寺院。有的甚至拋家棄產,不辭風霜,一步磕一個頭,沿途乞討到拉薩朝佛,即使倒斃于千里途中也心甘情愿。

佛教關于入世皆苦、業報輪回的說教,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客觀上束縛了像我母親一樣的廣大農奴的思想和手腳,千千萬萬的百姓,追求佛教宣傳的自我安慰和自我完善,放棄了對現實社會制度的斗爭。其結果是每一個信徒都成為綿羊,滿足西藏統治階級所需。這是一種最狡猾、最有害的社會控制方式。

中新社記者:您覺得西藏和平解放以來,藏傳佛教發生了哪些變化?

格勒:我想首要的就是實現政教分離、老百姓有了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藏傳佛教分許多派別,過去各教派間為爭奪地方統治權,矛盾重重。一個教派為了擴大自己的實力,不惜毀滅其他教派或強迫其改宗。有些寺廟一度是因武力強大而著名,有些寺廟的佛像肚子里甚至藏有武器。

和平解放以來,藏傳佛教發展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就是政教分離,各教派和平、平等相處。僧人也不再是不事生產、剝削農奴的特殊階級。他們成為普通公民的一員,沒有特殊權力,同時也像其他公民一樣享受國家的社保、醫保等。

再談老百姓的宗教信仰自由。在17世紀的西藏地方政權帕竹政權《法典十五條》、第悉藏巴政權《法典十三條》和17世紀后期固始汗與五世達賴制定的《法典十三條khrims yig shal lce bcu gsum》中,能夠找到下面這樣的規定:

1、規定“要信因果”“皈依三寶”,言語行為“要合于佛法”,否則就是違法的。

2、在賠償命價的法律中規定,活佛、喇嘛、王子的命價級別最高。

3、幾部法典都以十善法等為立法依據。法律以神權為核心。教法思想貫穿這個法律體系。

4、神判為最高最權威判決。

這些法律實際上就是維護佛教的利益和價值,并嚴格限制了宗教信仰自由,老百姓并不能自主選擇信不信教。

與此相反,解放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從法律上保證了既有信教的自由,又有不信教的自由。

另外,過去西藏百姓在自家修行、念經、供佛是自由的,但參加各種宗教儀式就不一定是平等和自由的。有很多禁忌束縛了人們的信仰自由。例如女性不被允許進入寺院。直到和平解放后,才改變了男女之間的信仰不平等。

如今經過70年發展,老百姓脫離了生活之苦,佛教也失去了壟斷一切的思想基礎。人民政府在西藏各地辦起了普及科學和文化的小學、中學、大學,從這些學校畢業的新生一代,對佛教信仰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上世紀90年代,我在西藏做過一系列家庭調查,其中關于父母對子女的職業期待這項調查發現,希望子女當干部的父母占60%以上。說明干部作為管理、保護一個地區的工作者,在老百姓心中地位很高。其次是希望子女當醫生。而希望子女當喇嘛的只有3%。

現在西藏仍有許多民眾信仰藏傳佛教,他們念經、掛經幡、朝圣、實行天葬等,無人干涉和阻撓。只不過,寺院不再是政治中心,只是單純的宗教活動場所。每年節日或農閑、牧閑之時,老百姓男女老少均可以到寺院朝拜祈禱。在健康的社會里,宗教信仰脫離了政治,變成個人信仰。從這個角度講,當代西藏是個人宗教信仰最自由的時期。

中新社記者:關于新中國就藏傳佛教保護與傳承開展的工作,還有哪些您認為特別值得一提的?

格勒:我過去也說過,中國對藏文古籍的保護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近些年,中國藏學最輝煌的成果之一就是藏文大藏經對勘。在國家支持下,一批藏學學者將現存的、內容各有缺漏或不一致的多種版本藏文大藏經對勘、整理、出版,并且政府還出資將其贈給許多村莊、寺廟。這種保護傳統的事是怎么做到的?哪個個人、機構都做不了這件事,只有在黨和國家的支持下才可能。

美國著名的藏學家金·史密斯對藏文文獻非常熟悉。數年前我邀請他來中國參加學術會議時,他去西藏、四川參訪進行藏文文獻校勘的單位后對我說,你們真“傻”,做了那么多事,國家花了那么多錢,出版了那么多文獻,卻沒有好好宣傳,這次我要多買些文獻帶回去。這是他從一個外國學者的角度評價我們的工作。

另一重大的變化在教育。以前西藏就是神學教育,接受“教育”的地方就只有寺院,講授的內容就是藏傳佛教“五部大論”、佛教戒律等等。神學壟斷了教育,人們接受不到任何科學思想,這也是西藏長期保守落后的原因之一。

和平解放后,西藏在黨和政府的幫助下建立起各級學校,包括現代的佛學院。我家鄉的第一個小學,就是共產黨領導的新政府建立的。我母親當時第一個帶我去小學報名。她一直特別希望我受教育、改變命運。那時西藏的民主改革剛結束,我家剛住上房子,也不寬裕,是因為有政府持續資助,我才可能讀完小學、中學而沒有中途退學,后來又考上西南民族大學,直到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碩士、中山大學的人類學博士。

母親曾一再跟我說,從小學到現在,共產黨給了你這么好的機會,應該讀書報答這個恩情。她說你不報答媽媽可以,但是應該報答共產黨養育你的恩情。她就只會說這個道理。我是在這樣的激勵下,堅持讀書,走上了學術的道路。(完)

格勒博士(Dr. Gelek),藏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縣人,原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黨組成員、副總干事,現任西南民大教授和民族學和藏學專業領先導師。曾兼任中山大學、中央民族大學人類學、藏學專業的客座博士生導師。格勒博士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個人類學博士和第一個藏族博士。自1983年起,作為中國藏學的領軍人物之一先后應邀前往歐美各國訪問交流。并擔任過英國牛津大學、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印第安納大學等知名院校的客座教授。先后發表中文論文100多篇,英文論文10多篇,學術著作中英文10多部。他曾先后榮獲“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和“五一勞動模范”的榮譽稱號和榮譽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