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回老家，作家阿來路過汶川，都會停下來看一看，他惦念著當(dāng)年作家們一起捐建的學(xué)校是否還好，孩子們是否還好。這個月，汶川“8·20”強(qiáng)降雨特大山洪泥石流災(zāi)害已致9人遇難，35人失聯(lián)，阿來的心又緊緊揪了起來。這塊土地，還有這塊土地上的人，從未離開過他的視線。

還是這個月，阿來的長篇小說《云中記》獲得了“五個一工程”獎，這部汶川大地震發(fā)生十年后問世的作品，打動了讀者，打動了評論家，打動了評委。但在得知獲獎消息時，阿來很平靜，他說，“這是對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獎勵。”

“十年前，地震發(fā)生后不久，不少人一窩蜂寫地震，我當(dāng)然也有沖動寫。但是我每次有沖動開寫的時候，我就會反問自己，還有沒有更好的寫法。”阿來記得2018年5月12日的那個下午，汶川大地震十周年那天，成都全城響起致哀的號笛。長長的嘶鳴聲中，阿來突然淚流滿面，他一動不動坐在那里，“想起在地震中失去的那么多生命，不禁熱淚盈眶，我覺得開寫的時刻真正到來了。”他把手頭寫得很順的一部長篇小說放下，開始動筆寫這部《云中記》。

在阿來看來，汶川災(zāi)區(qū)的道路、橋梁、房屋重建，在震后兩三年后就完成了，但那是物質(zhì)層面的建設(shè)。“大部分家庭都有死亡、傷殘，相對而言，心理重建更艱難、更漫長。”他越來越多地看到，有的家庭、孩子在震中死去，若再生一個，卻讓活著的人有負(fù)疚感，因為他們想，這是不是意味著會忘記過去的孩子；兩個破碎的家庭重組，但依然有過去的親人影子在，他們擔(dān)心過于親近，是不是因此忘記了過去的人……阿來說，他同樣帶著這些陰影、傷痛來寫這部書，當(dāng)終于寫出來時，他覺得如釋重負(fù)，那些感同身受的傷痛在那一刻徹底疏解。

去年5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編輯王淑紅去成都見阿來，她第一次聽到了《云中記》這個寫作計劃。阿來對她說了自己的寫作構(gòu)想：一個千年的藏族村落，在地震中傷亡了一百多人，因處在滑坡帶上，全村搬遷到了一個新的地方。“他特別向我解釋，每一個藏族村子，都有一個巫師。但過了幾年后，這個巫師內(nèi)心越來越不安，總在想，活著的人都有政府照顧，那死去的人呢？”阿來說，萬一他們是有靈魂的，若沒人照顧，多可憐呢。于是巫師就準(zhǔn)備回到原來的村子，去照顧那萬一存在的靈魂。

王淑紅第一次看到《云中記》全文，是在去年國慶節(jié)后。“第一天，我只讀了電腦文件的四五十頁，就看到了晚上很晚。”她讀得很慢，因為她會不由自主地沉浸在某個場景、某個細(xì)節(jié)不斷回味，“當(dāng)我讀到書中主人公阿巴開始安撫鬼魂的時候，開始祭山的時候，我忽然覺得世界上仿佛有風(fēng)起來，群山歌唱，萬物隨舞。”就像此后有評論家所言，《云中記》已不僅僅是地震死難者的安魂曲，更是阿來為古老文明書寫的挽歌。

激動的第一讀者還有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和《十月》雜志主編陳東捷，“韓老師甚至在三審報告里直言，這是近年來，也將是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一部最重要的作品。”王淑紅說。而此后，出版社開啟快速綠色通道，保證了這部書盡快面世。

這個國慶節(jié)，由阿來編劇的《攀登者》電影將上映，這部電影是他寫完《云中記》后幾天接到的活兒。他說，無論是《云中記》還是《攀登者》，都不光是寫人和人的關(guān)系，還寫了人和自然的關(guān)系，“我們生存在社會中，同時也是生活在自然中，而中國作家對于人之外的世界，好像沒有太多興趣。”阿來說，關(guān)于寫作，他想不斷探索下去，因為那是他活著的意義。